[摘 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快速进击并迅速建立伪政权"以华治华"，中共出兵华北、华中地区并建立起了敌后根据地，中国出现了国民政府统治区、中共领导根据地和日伪控制沦陷区三种政权并立的局面；为防止经济与文化资敌，国民政府出资并倡导工厂、高校内迁大西南诸省，形成了中国社会与经济重心西移的景观；抗战打断了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但西南诸省却在厂校西迁和抗战救国的建设中，形成了近代化工业的最初形态。
[关键词] 抗日战争；国统区；根据地；沦陷区；工厂及高校西迁；社会变动；
On the social change During the All Round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n 1937-1945
Abstract: After the beginning of All Round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Japanese army
Key Words: All Round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KMT-controlled areas，the base areas controlled by CCP.，the area occupied by Japan，the works and colleges move to west-south round，social change
1937年7月爆发的"七七"事变，标志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这场中日两国倾尽国力的大战，波及到了中国东部、中部的绝大部分地域，近4亿人口直接卷入了战火硝烟，战争打断了中国社会与经济的现代化进程，也使中国社会形态与结构发生了若干重大的变化。目前，学术界对于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具体研究，较多侧重于中共领导的各根据地区域，对于国民政府控制地区的社会变迁，多为具体的产业以及西部诸省的近代化进程，对于日伪沦陷区社会变迁的描述，则侧重于日伪的残酷统治与经济掠夺。 从中层角度整体把握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变动若干特征的研究成果较少。而这一研究对于进一步认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变动的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权控制区域一分为三
1927-1937年间，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通过一系列军事、政治、经济的努力，逐步树立起了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各地方势力纷纷表示服从国民政府领导，中国政治格局初步统一。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及战争初期中国军队的节节败退，国民政府的行政控制区域急剧缩小。1938年初，国民政府尚保对山东、河北、浙江、江苏等省部分地区、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两广及西南、西北地区诸省的行政控制权；但在1938年底，经过中国军民的奋力抵抗，日军在付出了伤亡45万人、军费支出近100亿日元的代价后，相继占领了山东、河北、江苏、河南、湖北、安徽、江西、广东等省大部或局部地区。至此，除福建、广东两省大部地区外，东部沿海及中部几乎所有的省份都全部或大部沦入敌手。国民政府被迫一退至武汉、再退至重庆，实际控制区域只有较为经济上欠发达、财政上较为贫穷的西南、西北诸省（此时外蒙古地区处于类似独立的"自治"状态，国民政府在行政上无法染指），财政收入、工业资源等均大幅减少，抗战面临着严重危机。
自1938年底始，由国民革命军主导的正面战场，与200余万日伪军在3000公里的漫长战线上一直处于胶着状态。双方互有攻守，也曾组织过南昌、枣宜、桂南、豫南、三次长沙会战、浙赣、常德等重大战役，如日军于1944年中发动的豫湘桂战役，曾占领大片国统区土地，但整个控制区域在形态上未有大的变动。至1945年时，国统区面积约为416万平方公里，约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37.5%，有城市1020个，占总数的51%。而全国未沦陷区（包括陕甘宁边区和外蒙古地区）的总面积约为75.4%。[1]（P2371）
战前，国民政府对西南、西北诸省的控制处于相对无力或松散的状态中，诸多省份均在地方势力的控制下，如桂系势力对于广西事务的专擅，龙云、卢汉对于云南的"独立"，马氏家族对于青海、甘肃等地的控制，盛世才在新疆地区以苏联为背景的拥权自重等，都令国民政府无奈。抗战时期，入川的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依靠，以"抗战建国"为号召，致力于战时行政与经济体制的确立，建立起完整的省市县三级党政双轨管理体制，大大强化了对西南、西北诸省的行政管理，也加强了西南、西北诸省与中部省份的联系与交流。
根据抗战全面爆发初期国共达成的合作协议，红军控制的陕甘宁地区改为陕甘宁边区，直属国民政府领导，辖有23个县，人口约150万。随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分别在华北、华中地区展开游击战，并积极扩展根据地的建设，在国民政府地方行政体系崩溃的地区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由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及地方政权，控制着华北、华中、华南等区域的广大农村、山区，自1938年起，八路军在华北区域建立起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以及山东等大块根据地，形成了广阔的敌后战场；新四军在华中区域建立起了苏南、皖南、皖中、豫东等根据地，成为插入日本华中派遣军背后的一把尖刀。华北和华中区域的敌后根据地和游击区，共有人口约5000万人以上[2](P240)。到1941年初，晋察冀根据地已扩展到了同蒲路以东，石太、德石路以北，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拥有北岳、冀中、冀东三个区、93个县、约1500万人的华北最大根据地，晋冀鲁豫根据地拥有冀南行署和太行、太岳两区、97个县的辖区，晋绥根据地也辖有38个县。1940年8月后，山东根据地拥有胶东、鲁中、鲁南、鲁东南、清河、冀鲁边区、鲁西共7个区、80个县。[3](PP.337-338、341-342、347、350-351)华北各根据地区域涉及华北七省，东西长2200公里，南北长1800公里。[4]新四军则将华中的根据地扩展为皖中、皖东、豫皖苏、皖东北、苏皖边、淮海、苏北、皖南、苏南等抗日根据地。至1944年，除陕甘宁边区外，由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共19块，总面积为85.8万平方公里，占整个沦陷区面积的31%；人口约1亿，占全国人口的36.6%。[1](P2371)
中共在各根据地实际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起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以"三三"制为政权的基本形态，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限制中共党员的参政数量，保持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各级政权中的比例及发言权；以村民公开选举的方式产生村、乡级政权，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民选举基层政权的先河，相应建立起来的各级参议会，旨在行使监督权力的职责。各根据地民众因抗日民族主义的激情而激昂，因具有了政治参与的效能感而振奋，因有了得益于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惠而归心，中国共产党由此而不断壮大为一支中国政坛最得民心的强大政治力量。
随着抗日战争进程的日益深入，南下或北上的日军，迅速进击并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借助于其建立的伪政权，中国的沦陷区面积日益扩大。日军不仅建立起了伪满洲国，控制了整个东北地区、热河省和蒙古地区一部分，而且相继占领了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的全部或大部，加上自甲午战争后占领的台湾省，整个中国东部及中部诸省相继沦入敌手。
这一部分地区，约占当时整个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拥有中国主要的海关，主要的沿海城市如上海、天津、青岛、烟台、杭州、苏州、无锡、南京、广州等地，主要的粮食、棉花产区如河南、山东、湖南、湖北及江浙地区，主要的文化及教育机构如位于北平、天津、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的高校院校、科研机构，主要的铁路、公路及水运航道，主要的对外港口如上海、天津、青岛、烟台、宁波、广州等，主要的资源如华北区域的煤、铁、盐及其它地区的矿产资源。东部地区拥有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75%。
随着战争的进展，数量有限的日军占领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与交通线，为了保证占领区及军事供应线的稳定，日本逐渐形成了"以战养战"、"以华治华"的政策体系。"以华治华"政策的原则，就是"分治合作"，即通过在占领区建立亲日政权，为其对华战略服务，同时减轻日军维持地方治安的负担。
七七事变后，日军即在北平、天津等地扶持伪治安维持会。此后，日军在蒙疆地区（即察哈尔、晋北、绥远东部等地）相继成立了伪察南自治政府、伪晋北自治政府和伪蒙古军政府。1938年11月，上述三个伪政权合组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并于1939年1月改称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由德王出任主席。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成立了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形成以梁鸿志、温宗尧为首的区域性汉奸政权。12月，以汤尔和、王克敏、董康为首的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名为"中央政府"，实为地方性伪政权。
9月9日，为建立统一的伪中央政府，王克敏、梁鸿志分别代表北平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南京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大连进行协商。9月22日，双方宣布在北平建立新的伪中华民国联合会，作为新的"中央政府"的筹建机构。
1938年12月，在日本特务机关策划下，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叛逃。在此后一年内，汪精卫与日方达成一系列协定：政治上承认华北、蒙疆、长江下游地区为"日支强度结合地带"；军事上承认日军具有在中国驻扎军队、维持治安权；经济上日汪共同开发华北资源。[5](P825-839)经过日本华北驻屯军及华中的中国派遣军的协调，1940年1月，北平的伪临时政府、南京的伪维新政府首领与汪伪集团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决定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新的伪中央政府。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正式组建，北平的伪临时政府及南京的伪维新政府宣布解散。汪伪政权形式上统一了全国的伪政权，其最大辖区约为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广东等省的全部或大部。主要的控制面积北及长城、西及黄河及平汉铁路、南达广东、东至江浙。与伪满洲国遥相呼应。然而，日军实际控制的沦陷区，大致分为伪满洲国、"蒙疆"、华北、华中四大地区，以及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区，以广州、海南岛为中心的华南区等两个军管区，汪伪政权的实际控制区域，仅限于南京、上海两市及江、浙、皖等省的部分地区。至1945年，由日伪政权所控制的沦陷区（包括东北在内），总面积为27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24.6%，其中占有城市933个，占总数的47%。[1](P2371)
虽然不同地区的日伪政权形态各异，如东北的伪满洲国采用帝制，汪伪政权标榜继承国民党法统，采用孙中山的"五权分立"体制，但无论如何包装，这些伪政权无法避免傀儡政权的性质，所有的伪政权都有日本军方或政界要人充当权力无边的顾问，所有的政权决策必须听命于日本军政当局或当地日军的指令，必须配合日军军事"扫荡"、政治压制、经济掠夺和教育奴化的统治宗旨。日伪政权在各沦陷区内的统治政策，以经济掠夺和殖民统治为中心，但具体到不同地区又略有不同，如在东北地区基本上是以建立"准国土"为原则的，在大力"清剿"东北抗日民主联军的抵抗后，着重于在伪满洲国境内的工矿业、军事设施的建设，以使其成为日军继续"大东亚圣战"的后方基地，截止1945年6月底，日本在东北地区的工业投资达到240亿日元；在华北则以经济掠夺为要，日伪政权借助于一些日本财阀和私营企业的力量建立相应的公司，对诸如交通、电力、矿业、钢铁、盐务、水产、纺织等领域进行"统制"；1941年末，仅华北开发公司就投资近7亿日元，在蒙疆地区投资1.7亿日元；1942年末，华中振兴公司投资2.44亿日元；1938年,日本在台湾也投资了7亿余日元。[6](P185)这些投资形成了各地数量及规模不等的工业体系，工农业产值相应提高。但必须认识到，日本的投资并非为提速中国的现代化程度，也不是为中国人谋求福祉，更多地是为掠夺资源、服务于侵略战争的。
沦陷区的大多数民众，生活在缺乏基本生存权的困境中，随时而来的杀戮、强奸、抢劫，政治上的"贱民"地位，城市大量失业，粮食配给连基本的需求都无法保证，即使由豆饼、树皮、草根等54种东西制成的"混合面"也无法足量。1943年内，北平日均死亡300人之多。日伪在农村实施保甲制度，农民随时面临着大量服役、摊派和抓民工出关或赴日本的惊恐。
面积约1117平方公里的中国国土，全面抗战时期分为了国民政府管辖区、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和日伪控制的沦陷区三大区域。三种政治势力控制的三大区域，行政管理及社会形态迥然不同，这是抗战时期中国社会变动的一大特征。
二、社会与经济重心整体西移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强大压力和保持政治合法性的利益驱动下，国民政府先迁武汉、后迁重庆，表达了抗战到底、决不投降的信念。为躲避日军的烧杀抢劫，不作亡国奴，沿海城市的大批工厂、学校和平民纷纷西迁，由此，中国社会与经济重心迅速整体西移。
中国工业战前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据统计，1937年6月，全国（东北除外）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工厂有3935家，创办资本37700万元，约70％集中在上海、武汉、无锡、广州、天津等5大城市。[7](P78、89)全国3935家较有规模的工厂，仅上海就占有1235家，占总数的31.39％。[8]由此可见江浙一带工业在当时举足轻重的地位。
七七事变后，日军攻击上海地区的威胁日益增大，社会各界要求国民政府尽快组织工厂内迁以免损失。8月10日，行政院第314次会议议决工厂迁移案。12日，资源委员会组成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准备赴沪组织迁厂。此时，日军进攻上海的炮声已然响起。由于战事紧急，行政院原打算只迁移与军工企业，计划一个月内迁毕。9月中旬，报名内迁的工厂达到125家。行政院不得不增拨经费、地亩额。同时，决定迁移战区厂矿，对迁移者给予补助迁移费、免征转口税及落地税，减收运费、低息贷款等优惠政策。
在社会舆论监督和政府优惠政策的鼓励下，深明大义的厂矿主及工人，在淞沪抗战激烈进行之际展开了大迁移活动。内迁工厂一般均以民船运至苏州、镇江，然后转轮上溯至武汉。11月12日，上海沦陷，工厂内迁被迫中止。
至12月10日，除去公营工厂外，上海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器及材料14600吨，技术工人2500多名[9](P14)。上海迁出工厂大多集中于武汉地区，至1938年2月，由上海等地内迁武汉的厂矿达137家，机器约25700吨，随迁技工2300余名[10]。
由于动作迟缓和中国军队失地太快，致使沦陷区内大多数工矿未能迁出。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止，除上海、武汉迁出304家工厂外，苏州、无锡、常州、南京、九江、芜湖、济南、郑州、广州、武昌、太原等地共迁出42家工厂，青岛、石家庄、广州等地工厂全部为敌所有。1941年，各地内迁工厂数增至639家，涉及机械、纺织、化学、教育用具、电器、食品、矿业、钢铁等行业，分别迁入四川(254家)、湖南(121家)、陕西(27家)、广西(23家)和其他省份(214家)[11](P115)。
全面抗战初期的高校西迁，也是当时社会重心西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面抗战前夕，全国共有国立、私立及外国教会所办大学、独立学院和专修学校共108所[12](PP.790-791)，大部分设在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抗战开始后，为保全教育、文化的根基，国民政府教育部指示平、津、沪、京的一些重要高校西迁，到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抗战教育基地。1938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负责全国各地高校的迁建工作。为了扶持高校内迁和建立战时教育基地，国民政府制定了一些教育改革措施。如内迁学生实施生活救济，以解决生活困难和稳定战时高校的教学秩序；对失学学生进行登记并转校借读；对失业教师进行登记并分配工作；鼓励科学研究等等。这些措施对于扶持高校西迁、发展战时教育具有积极的意义。
1937-1939年间，沿海各战区高校的内迁，是在战火中或行将卷入战争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有的高校随着战局变化一迁再迁。除燕京、辅仁等教会大学保持中立未动，上海交大等校迁入租界外，内迁大后方高校有52所，停办的有17所。如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私立南开大学合并，于1937年11月迁至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又迁至昆明，正式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与天津的北洋大学、北洋工学院迁至陕西省西安，合组成临时大学，后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大学，私立复旦大学、金陵大学等31所高校迁至四川省；国立浙江大学于11月11日分三批迁往建德，12月移至金华，经玉山抵江西省吉安；1938年2月再迁泰和，9月又迁广西宜山；[13] 1939年11月南宁失陷，北移至贵州遵义。国立中山大学1938年10月先迁罗定，再迁至云南省澄江。迁移校址最多的是广东省立文理学院，由广州先迁广西梧州，再迁藤县，三迁融县，四迁广东礼源，五迁连县，六迁曲江，七迁回连县，八迁罗定。
到1939年底，西迁高校基本安置完毕。一些高校在原省区进行迁徙。留在战区续办的大学北平有5所，上海有4所，天津有1所。[13](PP.103-104)
1940年，英美关系交恶，上海公共租界形势紧张。日军进军华南地区的消息日盛。于是，原迁上海公共租界及云南、广西等地的高校又相继内迁。如上海的国立交通大学、私立沪江大学从上海租界迁至重庆；滞留北平的私立燕京大学迁到成都；原迁滇南的国立中山大学迁往粤北；迁到昆明的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艺专、同济大学也迁到四川省。
内迁高校多集中于四川省，共计48所，其中重庆有25所，成都有7所。各校因辗转迁移，人数大减，设备损失严重。据统计，1938年上半年迁川14所高校共有学生4647人，教职员仅1063人。到8月，中国高校的损失已达3360余万元 [14]。1942年，30所迁川高校共有学生13510人，教职员2686人。到1945年，全国高校有了较快的发展，增加到141所[12](P790)。
与此同时，随着工厂、高校和大量平民的向西迁移，造成了民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向西北、西南地区的人口流动潮。
1931年前，东北与华北地区间的人口流动已有了相当规模。"九一八"事变后，一直呈上升趋势的山东、河北省人的"闯关东"移民急速回落，由东北入关的难民达数十万之众，其中一部分是"闯关东"刚刚落户的鲁、冀籍农民，他们返回原籍寻求安定生活；一部分是随东北军入关的东北籍平民，散布在平、津等城市。"一二八"事变后，为躲避战火，上海地区的许多平民纷纷逃进租界，这个时期在租界内设立的难民收容所有63处，共计收容难民43350人。[15](P8)难民总数当在10万以上。这一时期的人口迁移，只是局部的，规模也有限。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在华北、华东、华南等地相继展开，大规模的难民迁移也由此形成。战争造成的人口迁移，难以准确统计。据估计，1937年下半年至1938年初，"室家荡然妻孥离散者，约计在二千万以上。"[16]国民政府行政院赈济委员会对接受救济的难民人数统计为：1937年8月至1939年底为2180万人；1940年为384万人；1941年为107万人；1942年为220万人；1943年为88万人；1944年上半年为224万余人 [17](P126)。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公布的由赈济委员会救济的难民总数为4900万人 [18](P10)。而据孙艳魁的研究，抗战时期的难民总数约在6300万以上，约占战前全国人口的14％略弱[19](P62)。这一庞大数字，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抗日战争的残酷性。
这一时期的人口迁移活动，呈现出如下特征：一、规模大。全国除西北诸省受影响较小外，其余诸省统统卷入人口迁移的浪潮。山东、河南、河北、山西、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安徽、广西、陕西等省，都有大批人口迁出或迁入，平均迁移人口占各省总人口的20％左右。二、时间长。人口迁移由七七事变始，伴随整个抗战的全过程。不少人一迁再迁，居无定所。三、构成复杂。战争破坏了整个中国东部民众的生存空间，人口迁移潮主要成份是农民，但各个阶层同样广泛地被卷入这一行列。四、流向多。近代中国的人口迁移以北方居多，北方人口迁移又以"走西口"和"闯关东"为主要流向，即华北人口向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宁夏、绥远流动和向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省流动。抗战时期人口迁移主流是向西，范围以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诸省为主，尽管西北地区的经济及生活条件较为艰苦，但为不受日军欺凌和逃避战火，人们义无反顾地利用各种交通工具大规模地西迁。
1937年9月7日，为救济迁移中的难民，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案。同时在南京成立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总会（1938年4月17日改为赈济委员会，总部设在汉口），于各省设立分会和支会。至1938年1月，各地已有分会21个，支会262个，设立收容所570个。1938年6月至11月，赈济委员会先后在全国成立8个救济区，范围包括苏、浙、皖、赣、鲁、豫、晋、绥、陕、湘、鄂等省，至1938年11月底，8个救济区共有难民350万余人，各救济区设置赈抚工作队，随军抢救，施放急赈。救济区后来增至10个。1938年4月至1944年12月止，各救济区共救济难民887.7208万人，各省市赈济委员会救济难民人数为1071.6154万人，各慈善团体救济难民的人数为3015.1531万人，三项共计为4901.4892万人[18](PP.9-10)。
为转送难民，赈济委员会于1938年底开始在鄂、湘、豫、陕、赣、浙、桂、川和黔等省，设立了运送配置难民总站38处，分站132处，招待所166处。1938年至1939年6月一年中，就运送配置难民99万余人。后随战局变化，难民总站不断减少。1938年4月至1944年12月间，各配置难民站运送难民共计265.1998万人，同期由各省市赈济委员会收容的难民计391.4029万人[18](PP.9-10)。
对于20世纪前期的中国人特别是广大农民而言，安土重迁、固守家园仍然是一个现实生活的目标与观念。然而，无情的战火吞噬了自己的家园，日本的野蛮侵略，让他们开始慢慢懂得了"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概念。为了不作亡国奴，无数从未出过家门的民众、没有地理概念的乡亲，勇敢地选择了向西迁移的道路。
三、近代化进程的东部中断与西部启动
全面抗战的爆发，使得75%的中国工商业陷入敌手，半数以上的城市被日伪占领，整整八年，无论是在国统区、敌后根据地还是日伪沦陷区，经济建设都是围绕着战时体制、战争需求而展开的，正常的社会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损失。如1936年的全国粮食总产量为2844.6亿斤原粮，抗战时期下降后2390亿斤，减少了15%，1937年，棉花产量最大的苏、冀、豫、鲁、鄂、陕、川、晋、浙9省，因抗战爆发沦为战区而比去年减产500-800万担，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更分别减少了50%、40%、50%和70%；战前，华东地区的茶叶平均年产量为105万担，占全国茶叶产量的31%，而战时平均年产量仅为63万担，减少约40%。[20](PP.7-14)生丝、桐油等经济作物的减产更是严重。此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尚未占据主要位置的工业，同样受到了日伪政权的破坏、垄断与掠夺。仅上海一地，"计被害工厂约2270余家，损失总额在8万万元左右"，津浦路南段及京沪沿线城市的工业损失也极为严重，无锡、南京的工厂被毁达64-80%。武汉三镇的工厂，约有12%被毁，损失约为1667万元。[7](PP.78-79)华资工厂所受损失总额不少于7.5亿元（战前法币币值），外资在华损失约为8亿美元[21](P145)。战时，日本共占领中国铁路12000公里，占关内铁路总里程的92%。[22](P32)由此，中国东部的近代化进程被彻底打断。
由于抵抗侵略的必要，国民政府西迁同时，也策动了工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的西迁，近代化的工业与交通运输线路，第一次大规模地出现在西南、西北地区的土地上，各类企业的内迁，将沿海先进的技术带入内地，大大促进了这些地区诸省的近代化进程。内迁的许多工厂以生产军火为主或与军工有关，也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高素质的知识群体，带动了西南地区教育及文化事业的发展，对于当地文化事业的发展、移风易俗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以此为契机，西南、西北地区的近代化进程却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启动了。
在西南、西北诸省的开放及经济布局上下了很大功夫，以先西南后西北的顺序次第开放。西南地区具有滇缅路、中印空中运输线等战时国际交通线，农业较西北发达，人口众多，重庆是长江上游商品集散中心、金融中心和对外贸易口岸，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成为国民政府建设大后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枢。
战时的国统区主要包括西南、西北诸省，西南地区主要是指川、滇、黔、陕、甘、湘、桂7省，国民政府计划将工业建设的重点放在四川、云南、贵阳、湘西等地。[23](P36) "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24](P486)。这些省份工业水平在战前很低，共有工厂234家，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03％，稍具规模的工厂几乎没有。1938年10月后，内迁工厂带动了大后方工业的迅速发展(见下表)。
战时大后方七省历年开办工厂数量统计表
| 年 代 | 1937年7月 | 1939 | 1940 | 1941 | 1942 | 1943 | 1944 | 总计 | | 工厂数量 | 234 | 419 | 517 | 1306 | 1061 | 1376 | 549 | 5462 |
资料来源：[7]（PP.98-99）、[17]（P29）。
为了开发大后方经济，支援抗战，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发展工矿业、交通业。如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西部各省生产建设与统制案》、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迅速完成西南西北交通网并彻底整理现行公路行政以利交通案》、五届七中全会通过的《鼓励海外华侨回国投资案》及国民参议会通过的《在内地建立工矿基础，增加生产，以充国力案》、《加紧建筑成渝铁路以利后方运输案》、《积极开发西康宁属矿藏充实国防资源案》等，行政院、经济部、财政部都颁布了如《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助条例》等法规，鼓励创办工矿、交通事业。这些政策、法规，对大后方的开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西迁工厂的分布形成以四川为中心，幅射云南、陕西、甘肃、湖南、贵州、广西等省的新工业区。这块"战前几乎无工业可言的"地区 [25]，迅速集中了当时中国的工业精华，掀起了开发大后方经济的热潮。1944年统计，西南7省占国统区工厂总数88.63％，四川一省的工厂就占国统区总数的44％，而重庆一市又占四川工厂的半数以上，如纱锭的89％、冶炼和机器业的80％都在重庆，航运业90％为重庆民生公司一家所有。显然，西南地区的工业分布高度集中。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战时兴办的119家大型国营工矿业，设在西南地区的多达77家。和战前相比，1943年西南地区的工厂增长13倍，资本增长146倍，工人增长7倍。经过多层次的开发，战后虽有不少工厂还迁，西南工业开发的速度开始下降，但其工业基础却由此奠定。
和战前纺织和服饰业占主导地位不同的是，国统区工业在部门结构上占比重较大的是化学、机械、纺织和冶金等行业。1941年统计，机械工业比1936年增长700倍，电器工业增长940倍。但煤、石油、有色金属和电力的开发，仅增长了2至5倍。工业发展新的不平衡是由于资源委员会对矿产品严格管制造成的。
从技术上看，国统区工业普遍存在着规模小、设备简陋的问题。1942年，西南7省工业的厂均资本只有8万多元，厂均工人64人，平均动力约38匹马力。 1944年，厂均资本约9万元，工人不足百人；在四川，资本在50万元以下的工厂占总数的71.2％。纺织工业厂均马力仅为328.4匹，约为战前的15％。如重庆各纱厂的机器，有的是20年代的设备，有的竟是1895年的产品，生产效率较低。
手工业和民营小工业发展较快是又一特点。如战时煤炭产量的1/2，生铁产量的1/5，都是由小型土矿生产的；在纺织业中，木机和手纺年产量是机纺量的6倍。
战时交通业的发展，一是为西南、西北地区工矿业发展所需，二是为打破日军封锁，维持国际运输通道。为此，当时成立了全国性的水陆交通开发与管理部门不下十几家，如水陆运输联合委员会、运输总司令部、公路运输总局、滇缅公路运输管理局、西北公路运输局等。在政府努力下，先后修筑了叙（宜宾）昆、滇缅、湘黔、湘桂、黔桂、綦江和陇海路宝鸡至天水段铁路，全长2000余公里。为加强各省间联系、弥补铁路运输不足，国民政府又先后投巨资兴建了川湘、湘黔、川黔、汉渝、川滇东路和长达3400公里的兰新公路等。国际通道滇缅、滇越和中印公路也相继通车。1941年，重庆区有轮船226艘，共约64033吨。由于莫斯科至重庆航线于1941年中断，中英美合作的飞越喜马拉雅山的中印航线是1942年后唯一的国际航线，也称"驼峰飞行"。1942年后，中国航空公司飞机飞越驼峰约8万架次，往返物资达7万余吨，陈纳德的美国空运大队（俗称"飞虎队"）从印度运往中国的货物达65万多吨。中美共损失飞行员1500余名，飞机514架 [26](P605)。四通八达的交通线，大大改善了战前西南地区交通落后的状况，大大促进了各省间的相互来往和经济发展。
全面抗战的爆发，引发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政治控制区域的一分为三，大大削弱了国民政府的政治权威，不仅导致中国主权的丧失、财政经济的重大损失，而且日益形成了事实上三大政治力量的对峙，进而成为改变中国政治格局的转折点。由于中共领导的各根据地区域，与日伪控制的沦陷区相重叠，日伪力量逐渐被包围在如孤岛般的城市与交通线上的据点中，政令难出县城，在空间上大大缩小了日伪力量的活动范围。社会与经济重心的西移，既是民众逃避战火的自然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华民族意识觉醒和"不愿作亡国奴"的民族气节的精神使然。近代化进程的东停西启，首先造成了东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因沦入战火而嘎然而止的重大损失，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至少倒退了30年，但不幸中的万幸，是抗战形成的社会与经济重心西移，使得西南、西北诸省的近代化进程得以在仓促间加快，东西部间的社会与经济差距大大缩短，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在经济与文化的融合与交流中得到了新的整合。
参考文献：
[1] 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第2卷)[Z].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2] 王秀鑫、郭德宏.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3] 魏宏运、左志远.华北抗日根据地史[M].档案出版社，1990.
[4] 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与中外记者参观团的谈话（1944-6-22）[N].解放日报,1944-8-10。
[5] 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第6卷)[Z].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6] 清庆瑞.抗战时期的经济[M].北京出版社,1995.
[7]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Z].三联书店,1957.
[8] 民国二十一至二十六年工厂登记统计[Z].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存.
[9] 林继庸.民营厂矿内迁纪略[M]，新新出版社,1942.
[10] 抗战初期民营工矿辅助军需生产的一件史料[J]，民国档案,1986(3).
[11] 行政院编纂.国民政府年鉴[Z].中心印书局,1943.
[1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1）][Z].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13] 杜元载主编.革命文献(第60辑)[Z].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2.
[14] 顾毓绣.抗战以来我国教育文化之损失[J]，时事月报,19卷5期.
[15] 淞沪抗日画史[M].生活书店,1932.
[16] 王卓然.救济难民问题[N].大公报(汉口).1938-3-23.
[17] 国民政府行政院统计处编.中华民国统计提要（1945年辑）[Z].编者,1945.
[18] 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6辑)[Z].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3.
[19] 孙艳魁.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Z].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21] 郑友揆.中国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22] 《中国铁路建设史》编委会编著.中国铁路建设史[M].中国铁道出版社,2003.
[ 23] 经济部.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Z].引自黄立人.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经济史研究[M].档案出版社,1998.
[24]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卷)[Z].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25] 李紫翔.胜利前后的重庆工业[J]，四川经济季刊.3卷4期.
[26] 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5卷)[Z].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原载于 《历史教学》2005年第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