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亦坦然——严修与他的自挽诗

来源:天津档案与历史 时间:2019年03月15日
  • A+
  • A
  • A-

  1929年,一代教育家严修迎来了他生命中的第69个年头。这一年,各种迹象预示着他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上一年也就是1928年12月底,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部与美国驻津部队合修的天津至杨村间马路竣工,作为天津最有名望的士绅之一,严修应邀出席了这场剪彩仪式。他是拖着带病之躯过去捧场的,但没想到这场为保全朋友颜面而尽的情谊却成了一道催命符。可能小受风寒加剧了病情,回家之后,严修便卧床不起。呼吸不畅、咳喘无力自不必说,就连进食喝水都成了问题。京津地区的名医往来严府诊断之后,得出结论:心力衰竭。

  

  

  上图:严修生命中最后一张照片

  

  也许已经隐隐预测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向尽头,3月2日,一个乍暖还寒、春寒料峭的日子,身体暂时有所起色的严修,在自己位于天津英租界剑桥道的一座二层砖混欧式别墅中起身下床。之前,他已经差人将同在天津的好友华世奎、赵元礼、林墨青、陈宝泉等人请到了家中。

  在书友们的见证下,这位素有 “天津书法四大家”之一美誉的名流,一边回顾自己的人生,一边感慨万千地在纸上挥毫泼墨。

   

  

  上图:1929年3月26日天津《北洋画报》刊登的严修自挽诗手稿

   

  “小时无意逢詹尹,断我天年可七旬。

  向道青春难便老,谁知白发急催人!

  几番失马翻侥幸,廿载悬车得隐沦。

  从此长辞复何恨?九泉相待几交亲。”

  这是严修在生命垂危之际,为自己留下的自挽诗。在诗的提头位置,严修用“病小善,预做自挽诗”的语句,交代了自己当天的身体状况。接着,人生的经历像电视剧中的场景,一幕幕浮现在他脑海中。

  1860年4月2日,严修出生于天津一户盐商世家,他的祖籍是浙江慈溪。小时候的严修经常生病,3岁时,差点因为出水痘而死。家里人为此很焦虑。有一次,家人带着严修外出时碰见一个算命先生,这个人掐指一算,说了一句诸如“这个孩子能活到70多岁”之类的话。虽然有点将信将疑,神算子的这句话还是给了严家长辈一丝温暖的希望。回忆起这一段,严修写道:“小时无意逢詹尹,断我天年可七旬。”其实,他写自挽诗的这天离他的70大寿刚好就差一个月,严修写下此语时应该还是希望算命先生的这句预言能够应验吧。

   

  

  上图:私立中学堂(南开中学前身)

  

  经营食盐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生计自然不是问题。优越的家境再加上青箱传世的家学传统使严修从小就有机会接受优质的教育资源。1882年,年仅22岁的他乡试中举,次年又考中进士,进入清末官方最高学术机构翰林院任职。之后,又先后在晚晴国史馆、会典馆供职,并担任过贵州学政、学部侍郎等官职。作为一位晚晴官员,严修的任职经历多数和文化、教育相关。这也使他最终将自己的目标锁定在推行新式教育上,事实上他也确实在教育上大有作为。1904年10月,他聘请张伯苓为校长,在天津筹划创设了南开中学的前身——私立敬业中学堂;1905年,他以自家宅院为实验基地,创立了天津第一家幼儿师范学校——严氏保姆讲习所,同时创立的还有天津第一家幼教机构——严氏蒙养院;1919年,他又与张伯苓合作,在天津创设了私立南开大学;1923年和1928年,由他倡议,采用现代方式管理的南开女中和南开小学也相继成立。饱读诗书的文化底蕴和多年从事文化教育的经历,在严修的骨子里潜移默化得植入了年轻乐观的心态。这也难怪他在回忆这一段时,感叹“向道青春难便老,谁知白发急催人!”如果其中有不舍,那也只是发泄一下自己就要不久于世了,但是对毕生所从事教育事业却有万般不舍的一种情怀吧。

   

  

  上图:1926年,南开女中落成典礼,严修将钥匙交给张伯苓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虽贵为一代教育家,严修的一生也有失意的时候。1898年4月,严修在贵州学政期满后回到北京,奏请光绪帝开设“经济特科”借以改革科举制度,这件事引起了清廷顽固派的反感,严修也以此失欢于他的座师、翰林院掌管学士“徐桐”,他在翰林院的职务被免去,仅留编修虚衔。长才难展的严修无奈请假回到天津。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6月18日,天津城沦陷,严修本来是打算带着家人离开天津的,但因特殊原因,没有走成,被困在城中。1911年,由于长芦盐运使借口偿还外债,乱征苛税,使包括严家在内的盐商陷入绝境,由于负债太多,严修只得租引地与郭家,但当郭家得知长芦盐运使以还债为名,每引新加一两五钱时,不愿负担这笔开销而单方毁约,这曾经让严修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只能将所办学校或停办或合并,同时靠多方举债支撑家业。对于这些人生的坎坷,严修在自挽诗中用“几番失马翻侥幸”作了总结。之所以会觉得侥幸,是因为这位年近七旬的老者从过往的失意中深切体会到了“祸兮福之所倚”这句古代哲理的含义。若不是1898年的请假回籍,脑中装满教育改革思想的他可能会和当时朝廷中畅言改革的维新派一起,在慈禧太后发起的“戊戌政变”中落得个人头落地的命运,中国近代史上也会因此少了一位优秀教育家;若不是1900年的被困天津,他可能会和当时许多逃难他乡的其它富商巨贾一样,遭遇沿途被打劫,家破人亡,流离四方的结局;若不是1911年的郭氏毁约,严家可能会失去祖业,严修后来用于投资天津教育事业的资金也可能会就此失去来源。难怪严修在其自挽诗的注解中写道:“戊戌失欢学院,免于党人之祸;庚子避地未成,免于流离之祸;辛亥弃产,约已定矣,彼方中悔,反获保全。”

   

  

  上图:1919年9月,在严修的努力筹备下,南开大学举行开学典礼

 

  民国成立后,与严修交好的袁世凯曾多次力邀严修到其执掌的北洋政府中去做官,但严修没有接受,坚决留在了天津。他不像其它寓居天津的晚清遗老,等待清廷东山再起,而是真地厌倦了官场的生涯,想要专心为家乡教育做点事。对于这段“廿载悬车得隐沦”的生活,严修至死也觉得值得。可对于见证他写自挽诗的这几位至亲好友,他心中却有万分留恋,恨不得来世再续前缘。于是他用半严肃半开玩笑的语句作为诗的结束:“从此长辞复何恨?九泉相待几交亲。”

  然而,严修并没有迎来他所希望的70大寿。“名教育家严修氏于十四日夕十一时以心脏麻痹,在津逝世。”1929年3月16日,天津《北洋画报》这样报导了他的离世。弥留之际,他还坚持其一贯主张的文明葬礼理念,嘱咐家人不要接受金砖祭钟等物品。这一遗命和他的自挽诗互为印证,将这位教育家高尚的品格、乐观的心态、对人生的洞悉、对朋友的真诚以及直面生死的坦然,展现无遗。

发表评论
  • 共有0条评论
  •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