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仲达

胡底原名胡百昌，他是安徽舒城人，生于1905年，卒于1935年，中共隐蔽战线“龙潭三杰”之一，生前身后，声名寂寞，不像他的两位战友钱壮飞和李克农那样家喻户晓。他们三位还同时活跃在文艺战线，他们都是编剧、导演和演员。

有文章称胡底为“东方的范朋克”，意指他的英武，幽默。他生得高大俊朗，擅长喜剧，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创作和出演了多部剧作，这其中，还有一部相声双簧。这部作品被收入1960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戏剧家协会江西分会和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编辑的《红色戏剧》一书当中。

“相声双簧”只是曲艺形式而不是题目，这部作品并未留下题目。需要特别指出，“相声双簧”这种曲艺形式的名称并无错误，固然现在双簧已经是一个独立的表演形式，但是它来源于相声，附属于相声。传统的双簧都是由相声演员演出，一般也是对口，也讲究说学逗唱，段子内容也和相声相同，故可在“双簧”之前加上“相声”二字。 

相声起源于北京，发展在天津，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经济繁荣，文艺兴盛，尤其各种茶园剧社不可胜数。在1930年，胡底被派往天津筹建长城通讯社并出任社长。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北方的分支机构，而胡底作为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在此潜伏。当时他住在日租界秋山街5号，那里距离法租界和南市也都不远，正是天津这座华洋杂处的独特城市的经济文化中心地带。当时已经是电影明星的胡底自然曾经出入于剧场且听过相声和双簧。

1931年顾顺章叛变，胡底迅速从天津抵达上海，短暂停留之后，又从上海转往瑞金，开始了在中央苏区的三年生涯，担任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预审科科长，还兼任了红军总政治部俱乐部主任。这个时期是他创作的高峰，出产了大量的剧作，用田汉的话说，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写剧本最多”。这段相声双簧也是在那个时期完成的。推测它的产生和在天津半年生活的耳濡目染有关。

相声是一种传统的，在早期门派极为严格的艺术形式，如果没有师承则无法从艺。但是在苏区或者部队内部，由于它的舞台成本和艺术起步较低，却又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正如丁玲在1938年的一篇文章《写在第三次公演前面》所言：“说相声，演双簧，唱小调，这些被中国人民大众所习惯了的爱着的东西，已经一天天丰富了起来而教育着大众了。”这充分说明在当时相声所拥有的另一个市场。

共产党的文艺路线，是大众的文艺路线，其既是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也可以教育工农兵而使其提高觉悟。所以，像枪杆诗、活报剧等艺术形式，最为喜闻乐见，也能够最为迅速地传播而产生影响，相声双簧也是其中之一。客观公允地说，从创作和表演的艺术水准上来说，是无法和京津地区的专业演员相提并论的。

胡底所创作的这段双簧，开场即是“甲”的一段韵文道白：“幕布一拉，我把台上，上得台来就发慌，别人上台演讲，小子我上台为哪桩？有意不把舞台上，台后的导演又强要我装腔，无可奈何，出出洋相，各位同志，请多原谅。万国九州都不表，先把中国讲一讲……”接下来，在这段道白里，辛辣地讽刺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帝国主义，对日不抵抗，叛变革命发动四次“围剿”，苛捐杂税压榨农民等恶行。此后“乙”才登台，二人在对话中引出了审讯美帝国主义分子让他滚出中国的情节，再后的审讯部分标明“双簧正词”，由“乙”的角色跳出为美帝国主义分子，二人展开表演，最后以一段唱腔结束。

应该说，此段表演中的开场道白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一般来说，双簧没有这样大段的自报家门，都是在铺平垫稳之后再使活，和相声无异。而所谓“双簧正词”也无需专门标出，因为相声这种艺术形式，垫话和正活是一体相连，演员的角色也是随时跳入跳出的。从这部作品来看，开场道白与后面的甲乙对白相对脱节，稍显生硬突然，缺乏渐入过程，故而使得后面的包袱也不够明显。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一部双簧作品能够达到多么高的水平，它以鲜活的形式，以鲜明的立场，短促、有力、直接地宣传了党的政策，因而是具备着极高的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