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仲达

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同志一生经历了诸多传奇，他的身上也具有鲜明的人格色彩。他为党的事业，殚精竭虑，死而后已，如果按照古人“三不朽”的标准，他不仅立德，而且立功、立言。

陈潭秋参加了党的一大、二大、四大、五大、六大，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上，他成为一名特殊成员，那是1945年4月，七大选举他为中央委员，其实他早在1943年9月即于新疆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壮士喋血，而中央却依然倚赖为柱梁，思之令人唏嘘。

在一大代表中，陈潭秋是唯一在前线持枪作战而英勇负伤的一位，那是1935年2月，他带领部队从闽西突围的途中，在指挥战斗时，他被一颗子弹击中右耳，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之中，他无论走到上海、莫斯科还是新疆，他的右耳都永久地缺失而成为一道伤痕，这块伤痕是他的“勋章”。

党史研究是党的发展中历来重视的课题，但世人未必知晓，陈潭秋是目前党史界公认的最早撰文回忆和记叙一大的作者，这篇文章发表在1936年莫斯科《共产国际》杂志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上，题为《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

……

陈潭秋一生波澜壮阔，他的足迹遍及祖国南北数省，他能文能武，不仅直接领导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还曾中央苏区的粮食部长，在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和军事“围剿”的极其困难条件下，为保证中央苏区和红军的粮食供应作出重要贡献，之后又曾坚持游击战争。在新疆，他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族人民，为发展新疆的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终于壮烈牺牲。

本文仅撷取三个故事，从不同的侧面，展现陈潭秋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人生。

家书的故事

1933年 2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被迫由上海向中央苏区转移，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的陈潭秋在临行之前，给在湖北黄冈老家的三哥、六哥写了一封家信。

举凡共产党人的家书，催人泪下者也多，而这封信既不撕心裂肺，也无豪言壮语，只以绵绵絮话，谈论家常，主要的内容是孩子的托付。而在平淡的腔调里，其实蕴含着巨大的力量，时值早春之季，面临工作变动，奈何骨肉分离、夫妻忍别，怎不令人凄寒不已！

三哥、六哥：

流落了七八年的我，今天还能和你们通信，总算是万幸了。诸兄的情况我间接的知道一点，可是知道有什么用呢！老母去世的消息，我也早已听得，也不怎样哀伤，反可怜老人去世迟了几年，如果早几年免受许多苦难呵！

我始终是萍踪浪迹、行止不定的人，几年来为生活南北奔驰，今天不知明天在哪里。这样的生活，小孩子终成大累，所以决心将两个孩子送托外家抚养去了。两孩都活泼可爱，直妹本不舍离开他们，但又没有办法。现在又快要生产了。这次生产以后，我们也决定不养，准备送托人，不知六嫂添过孩子没有？如没有的话，是不是能接回去养？均望告知徐家三妹（经过龚表弟媳可以找到）。

再者我们希望诸兄及侄辈如有机会到武汉的话，可以不时去看望两个可怜的孩子，虽然外家对他们痛（疼）爱无以复加，可是童年就远离父母终究是不幸啊！外家人口也重，经济也不充裕，又以两孩相累，我们殊感不安，所以希望两兄能不时地帮助一点布匹给两孩做单夹衣服。我们这种无情的请求望两兄能允许。

家中情形请写信告我。八娘子及孩子们生活情况怎样？诸兄嫂侄辈情形如何？明格听说已搬回乡了，生活当然也很困苦的，但现在生活困苦，决不是一人一家的问题，已经成为最大多数人类的问题（除极少数人以外）了。

（我的状况可问徐家三妹）。

 　　　　　　　　　　　　　　　　　　　　　　　　　　　　　　　　　　　　　　　　　　弟澄上二月二十二日

陈潭秋的三哥名为陈春林，六哥名为陈伟如。陈潭秋兄弟众多，共计八人，他排行第七，故而说是“诸兄”。在兄长之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五哥陈树三，此兄曾为同盟会会员，后以身殉职。陈树三曾为陈潭秋出联：“陈策楼上谁陈策”，陈潭秋对曰：“独尊山前我独尊”。陈策楼为一楼，独尊山是一山，都是家乡景物，可见陈氏弟兄才思敏捷，志存高远。他的二哥陈防武、三哥陈春林、八弟陈荫林和侄子陈华粮，也都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陈氏可谓一门忠烈。

在革命年代的悠长岁月里，陈策楼村每家每户都有烈士，其情可歌可悯。

信中提到的两个孩子，所指是陈潭秋长子陈鹄和长女陈慈君，当时已经送到他们武汉的外婆家。陈潭秋深以“两孩相累”而不安，并歉意地请两位兄长为他们帮助布匹做单夹衣服。

直妹所指的是徐全直，是陈潭秋夫人，也是革命烈士。

信中所说到的“现在又快要生产了”，待产的孩子生于1933年4月2日，他就是陈潭秋的次子，现居天津、年已八十八岁高龄的陈志远教授。 

正是因为陈志远的出生，他的母亲徐全直才未能和陈潭秋一起南下瑞金中央苏区，而是独自滞留导致被捕，壮烈牺牲于南京雨花台。在被捕之前，徐全直把已把襁褓之中的陈志远送到上海工作点一户潘姓的湖北老乡家里，又经其姨娘辗转接回武汉，再由其八婶带回老家黄冈，被六叔父陈伟如收留，在陈策楼村长大成人。

信的落款是“弟澄”，陈潭秋本名陈澄，字云先，潭秋是他的号，他的一生正如一潭秋水而澄清浊世，只是，他居然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能养。信中陈潭秋自称是“萍踪浪迹、行止不定”的人，读来令人感喟。他因此将自己的孩子托付给外家和兄弟。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能养的共产党人，又是为了谁的孩子呢？正如他在信中又说的“现在生活困苦，决不是一人一家的问题，已经成为最大多数人类的问题了。” 

一封家书，是一个共产党员无私的理想和信念的最好笺证。

石门的故事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举行。一百年过去，这条路名早已改为兴业路76号，路名和门牌都发生了变化。然而这幢房子主体没有发生变化，依然和一百年前年一样。

这幢改变了中国历史命运的房子，它的建筑风格是石库门，甚至石库门的名声要大于望志路或者兴业路。

石库门建筑在上海最为有名，在十九世纪中叶，江浙战乱，富人涌入租界，外国的房产商因之大量修建住宅，中西合璧的石库门住宅应运而生。这种建筑以江南民居式样，以石头做门框，其原名为“石箍门”，后讹音为石库门。它居于上海弄堂，四面围合，但它最显著的特征如其名，是“石箍”。

世人多以为石库门是上海特产，因为在上海召开的党的一大、二大和四大，都是石库门的建筑，所以它也赋予它更多深层的感情，但殊不知，非只上海有石库门，汉口也有。汉口乃九省通衢，风气通达，故外界民俗极易传来。在汉口一百公里外的黄冈，亦得其风俗。

湖北省黄冈县东弦乡陈宅楼村（今黄州区陈策楼镇陈策楼村），即有一典型的石库门建筑，在这个石库门院落里，诞生了一位伟大人物，他就是陈潭秋。陈潭秋兄弟八人，他是其中第七子。他走出了黄冈的这座石库门，走进了上海的石库门，从八分之一成为十三分之一。

黄冈那里的民风，在村的下面还会有一个“湾”。“湾”里世代所居陈氏，筑有一砖木高楼为陈策楼，在此楼东侧曾有一宅院，院内二门高悬蓝底金字匾额“文魁”，那是陈潭秋祖父陈畴高中举人时之纪念。而石柱的门框彰显着书香门第过去的风华。

陈畴中举后在乡里教书，尚有三十余亩水田，家道小康。而其子陈受之多病，致使家道中落，在陈潭秋的青年，已靠卖地为生，她倔强的母亲龚连馨令其兄弟刻苦读书，陈氏一门，没有一个男人不读书，此谓“穷不废读”。在这个石柱门框里，陈潭秋度过了他的求学时代的寒来暑往。

然而后来，陈潭秋没有给这座家门带来中兴，而是给它带来灾难。1921年7月，陈潭秋和董必武一起乘船东下，代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前往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走进了兴业路的石库门，成为其中的两位湖北代表，从那时开始，他也走上了残酷的血雨腥风的革命生涯。

在经历了多重历练之后的1924年，中共中央决定调陈潭秋回武汉，主持武昌地委工作。是年9月，陈潭秋主持了中共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20多人，也包括和他一起参加中共一大的董必武。惊人相似的是，也许是受到中共一大启发，这次会议是在一个木船上开的，木船在长江中游来游去，最后停泊在长江东九十里的大鹅洲，会议开了两天一夜，成立了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陈潭秋当选为地委书记。

在中共武汉地委领导下，湖北的党组织有较大的发展，武汉周围各县相继建立了党组织。陈潭秋回到故乡黄冈，建立了陈策楼、八斗湾党小组。不久，小组又发展为党支部。陈策楼、八斗湾支部是中共最早的村党支部之一。

陈潭秋还组织学生暑假回乡搞农民运动，其方法是办农民补习学校，宣传革命道理，同时清算土豪劣绅贪污学款的罪行，将识分子团结起来，通过宣传启发农民觉悟。陈策楼，是黄冈革命的发源地。当时中共黄冈县委会、县农民协会都设在这里。陈潭秋同志的二哥陈防武、三哥春林都是县农协的负责人。他家附近的聚星小学、施家祠堂，是那时开展革动的据点。在故居百米左右的地方的菜园里，后来曾经出土过一把残枪，挖出来的时候已经腐烂，推测正是陈潭秋在此从事革命活动留下来的。 

他家的那座石库门，也默默地记载了这一切。

然而，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致使这座宅院招致灭顶之灾，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被国民党反动派烧毁，成为一片废墟，只有那个石头门柱经历了火的洗礼，坚定而倔强地站立不倒，和旁侧的陈策楼对望着，后来经过修复，仍然作为陈氏家族宅院的门，虽然历经沧海桑田，但是巍然挺立。

1979年，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原中共黄冈县委在原址按照原貌复修故居，这座石头门柱才重新焕发了青春。

一柱石门，是一个共产党员无字的丰碑！ 

毛毯的故事

前面所说的家书的故事中待产的孩子，即陈潭秋的次子陈志远，在湖北黄冈老家那座石库门里成长并走出，于1953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从此落户天津，父亲陈潭秋的故事一直激励着他，因此他将党史作为自己的专业。他虽已至耄耋之年，但是对于陈潭秋依然念念不已，尤其是其在新疆死于敌手，悲壮、惨烈然而励人奋进的事迹是他一生的支撑。这一床毛毯的故事即是要从新疆说起。

1939年5月，陈潭秋从苏联归国拟归延安，途径新疆，奉中央之命担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在他回国之际，一位老布尔什维克赠送给他一床毛毯。这段床毛毯伴随着度过了在三年的艰苦岁月。此后，军阀盛世才与中共关系恶化，陈潭秋向中央汇报，1945年7月5日，中共中央致电陈潭秋：“我们决定……连你在内准备撤回……”按照党中央的指示，陈潭秋制定了分三批撤退的计划。陈潭秋本可在第一批回到延安，但是他却认为，他既然是那里的领导人，只要有一个同志没有撤离，他就决不能走，否则就等于是战场上的逃兵。 

陈潭秋的部下郑瑛即将回到延安，临行之前，陈潭秋讲：“我离中央好多年了，很想回延安，很想见见主席和一些老同志，恐怕没有这个机会了。”郑瑛曾经向他表示，可以给延安发个电报，说要向中央汇报工作，回去住几个月再回，但是这个建议也被他拒绝，他称中央没来指示则不能走，留下尽量争取局势向好的方面转化。 陈潭秋原则性很强，即使可能牺牲，也不愿擅离艰苦危险的岗位。 

郑瑛离开时，陈潭秋将伴随他三年的毛毯相赠，为她路上抵御风寒，然而这一分别竟成永诀！ 

1943年2月7日，陈潭秋、毛泽民等人被关押到迪化（即乌鲁木齐）第二监狱，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和轮番审讯。当年9月27日深夜，敌人终下毒手，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被秘密杀害。

那床转赠给同志的毛毯被留了下来，后来被收藏于湖北省黄冈市陈潭秋纪念馆，这一床特殊的毛毯，记载了共产党人的深情厚谊，也记载了共产党人代代相传的不屈不挠的伟大革命精神。